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与趋势分析

时间:2020-11-18 00:28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查看:  

  经济决定上层建筑,也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而影响经济的因素也包罗万象。本文以时间为主线,以经济结构、经济体制、人口结构、贸易政策、货币政策等诸多制表位切入点,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背景、问题、困难、机遇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了短期谨慎,长期乐观的观点。(注:因为数据缺乏,加上各地发展时期不同,难以一并讨论,故本文使用的数据、讨论的对象只是中国,文中所指的中国指的是“中国”。)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纯粹的计划经济,到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结构经历了简单加工制造业,到全门类产业的转变;经济活跃区域也从东部沿海“先富带后富”,扩展到“东西部协同全面发展”。城镇化率从1979年的18%,发展到2017年的58.52%。短短40年,中国从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哪些因素让我们取得了如此瞩目的成绩,我们来简单复盘下这段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

  与西方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相比,中国真正启动市场经济建设的历史非常短暂,1976年,粉碎后的,国内一直处于意识形态争论中,经济体制依然维持着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建设徘徊不前。1978年10月22日访日,在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等企业后,进一步坚定了“停止意识形态争论、加快经济建设”的决心。1978年12月18日-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奠定了后期四十年经济发展的思想基础。

  1979年7月,中央、国务院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全国会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1980年5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改称为经济特区。其中,深圳,因比邻香港的天然地理优势,吸引了大量资本进驻,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一大标杆。1992年1月18日-21日,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又称南巡),进一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从此,全国掀起了经济建设热潮。

  从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到1994年升级为WTO,均由当时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主导,后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全球化产业链分工体系”。80年代以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拉美地区国家经济开始腾飞。冷战结束后,前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实现经济转轨,新兴国家与转轨国家都纳入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1】。这一分工体系是由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三类参与角色构成的三元结构。消费国代表是美国、南欧国家;生产国代表是中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资源国家代表是俄罗斯、中东石油国、巴西、澳大利亚、委内瑞拉等国。美国作为全球化分工体系的最顶端,向全球输出需求、流动性和制度与技术方面的标准和协议,负责全球化的统筹与组织。

  改革开放后,中国定下了加快追赶发达国家,大踏步推进工业化的战略,中国民营经济得到蓬勃发展,经商、创业成为热潮。得益于先天的人口优势,中国廉价的劳动力(1990年,美国年平均工资为14383 美元,中国年平均工资为2140元,当时折合447美元。美国是中国的32倍;到2017年,美国年平均工资为57765美元,综合中国国家统计局与非的平均值计算,中国年平均工资为60039元,折合8892美元,美国依然是中国的6.5倍),促使中国制造业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分工体系中获得发展机遇。第一批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在沿海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完成了中国早期资本的原始积累。

  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并全部以股票形式向社会筹资,成为第一家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1986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开设交易柜台,标志着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部成立。1987年,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在深圳成立;1988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平安保险在深圳成立,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从此,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市场开始形成。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外汇等多门类金融市场逐渐建立。

  然而,为遏制高端技术通过自由贸易传入存在“潜在军事威胁”(或打破既定经济平衡)的经济体,1996年美国主导了升级版的《瓦纳森协定》形成了“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和“军品清单”两份控制清单,限制向部分国家禁运、出售清单产品/技术,中国也在禁运国之列。这阻碍了中国的技术进口升级路线,使得诸多关键核心技术走上了主研发的道路。2018年中美“贸易战”期间,中兴被制裁,核心技术的缺乏,掀起了国内关于先进技术、先进制造业的大讨论。“毛衣对芯片”的贸易战,足见我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在尖端技术研发、制造能力方面与技术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让之前WTO对中国的出口配额限制,变成了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经过改革开放的前期积累,具备制造业基础,人口红利依然凸显的中国,迅速抓住机遇,吸引外资,加快国际化发展、在各门类产品中取得了爆发式增长,并逐渐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西三角经济带的。以及无数工业门类齐全的产业集群,并于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4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截至目前的峰值3.99万亿美元。

  加入WTO后,中国的外资占比进一步提高,商贸的流通,人员的往来,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交流与了解。出入境游客连年增长,世界主要旅游目的地,中国游客占比逐年提高。

  早期因对接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巨大消费市场,中国以成本优势,促使其消费产品畅销全球,成为物美价廉的代名词。后期,尤其加入WTO后,随着中国企业对技术的重视,越来越多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开始在全世界畅销,中国制造增加了更多的技术成分,成为“质价比”的代表。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升,奢侈品消费主流也从最初的日本,到接下来的四小龙,再到后来的中国,2010年后,在物业、奢侈品领域的“买买买”成了中国人在世界的另一面景象。

  加入WTO后,完成原始积累的中国资本,加快了出海步伐,开始在世界各地开展收购、并购业务,积极开展各类商业投资,早期的典型代表就有新希望、联想、福耀等实体企业。

  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又重回快速发展轨道。当时,将美国硅谷的商业模式迅速Copy到中国,利用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实现爆发增长的路线,成为最流行的创业方式,一直持续至移动互联网的中期(门户网站的新浪、搜狐;电商领域的阿里巴巴、淘宝;早期支付领域里的支付宝;社交领域的微信、微博;互联网打车领域的滴滴;短租领域的小猪…)。伴随着智能手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依托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开始逐渐增多,源自中国的创新商业模式不断出现:如外卖领域的美团、饿了么;共享单车;互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趋势下,又诞生智慧门店等新物种,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出现了更加紧密的融合。

  90年始,风险投资模式开始从美国引入中国,活跃的资本(如软银、红杉、IDG等)开始进入中国。2010前后,海归投资人(冯波、熊晓鸽、沈南鹏等)与上市浪潮诞生了第一批风险投资人(薛蛮子、求伯君、史玉柱、徐小平等)成为早期风投领域的主力。随后,风险投资就开始在中国迅猛发展。创投领域的VC、PE机构开始迅猛发展。截至2018年,仅被IT桔子收录的创投机构,就已达7151家。

  1994年,为平衡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让财政增长匹配经济增长,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由此导致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结合城市化进程的长远预期,让土地财政一直高歌猛进,持续到2017年。主要表现为:住宅商业化、招商引资常态化(工业园区开发)。以住宅商业化最为突出,银行业对地产消费端按揭制度的推行,对地产供给端的高杠杆支持,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中国用40余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城市化目标。当然,中国特殊的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大规模促进了农业人口市民化的同时,也成为今日高房价的一大诱因之一。

  为什么中国会在2012年底提出伟大复兴发展战略,我认为这背后有着国内、国际,多方面的客观原因,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经济经过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于2011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体经济实力的增长,让中国的自信心得到极大提升,持续多年追赶发达国家的“加速快跑”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恢复强盛中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急剧下滑,出口产能出现全面过剩(包括纺织、鞋帽、箱包等低端产能,以及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高端产能)形势严峻。加上08年开始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致使中国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传统行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严重的产能过剩,一方面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急需找到新的商品输出市场。

  一方面,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重要的海上货物通道一直被美国控制,成本、安全都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出口的一大因素,存在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些重要的海上要道上,却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过去一直依赖海路贸易,与中国天然连接的欧亚,甚至非洲,陆路贸易往来较少,存在巨大增长空间;中国中西部发展严重不平衡,主要源于西部地区相对蔽塞,外向型贸易发展受阻,只能长期作为东部经济产业链的上游配套,同时资源、资本的流入减少,发展信心不足,需要更进一步的措施,创造经济机会,增强信心,实现西部地区的自我造血,可持续发展。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积累,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通信、能源以及制造业领域的技术与经验积累(高铁、基建等)。具有质价比优势、规模与效率优势的中国技术/产品,可弥补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中亚、非洲、东南亚等国)的不足,具备强大的输出基础。即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技术、产品也具备成本优势,亦具备一定输出基础。

  布雷顿森林体系因“特里芬难题”而解体,1971年尼克松政府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从“黄金美元/美金”直接变成了“美国美元/美元”。1976年1月,IMF促成《牙买加协定》的签订,实行黄金非货币化,以 “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摆脱了美元的“特里芬难题”,也使得各个经济体都采用了自由宽松的货币政策,致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无体系”状态。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和力量,使美元取得了全球金融霸权地位,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这样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表现为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他国的实际经济资源。从远期的《广场协定》,到近年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都表明经济、金融战争是更为可怕的战争。对于美元霸权现状,虽然各个经济体不满,但一直未能达成共识,或提出有效、可行的方案。这让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成为可能。

  政策的开放,经济的频繁往来,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让中国承担世界责任的意识加强;国际上对中国的认同度逐渐提升,多个国家开始向中国开启入境免签或落地签政策;国内持续的稳定繁荣,经济实力的提升,让中国具备了承担世界责任的能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权与积极性开始增加。

  二战以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输出与商品的简单扶持模式,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经济体的持久繁荣与稳定,反而由于各种冲突,社会动荡,导致亚洲、非洲部分地区出现长期的混乱局面,经济发展受阻。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可以被借鉴,通过公平合作的模式,促进发展中兄弟国家发展。当然也很容易被说成为意识形态的扩张,我认为属过度解读。

  金融危机前期,贸易剪刀差让美国长期享受着廉价丰富的消费品。危机后,高度负债的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行业出现了倒闭潮,导致美国失业率大幅增加,人们生活水平出现了下滑。而国际分工下美国国内的空心化,使得实体产业大规模失业短时间内难以恢复。人们对华尔街为代表的精英阶层产生反感,底层社会出现了反精英浪潮(奥巴马政府启动了重振制造业的政策,特朗普上台后,持续推行减税政策,也是为进一步促进经济复苏)。反精英浪潮使得美国在大选中抛弃了极端敌对中国的老牌精英(如希拉里),而选择了企业家特朗普,特朗普团队的混乱无序,也为中国赢得了缓冲时机。

  北约维稳,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反恐、打击ISRS等连续消耗了大量的美国财富,美国维护全球秩序的成本持续增加,美国财政赤字扩大,在美国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所以,特朗普团队执政后,着力推行收缩政策,减少对世界事务的干预。美国的收缩,刚好为中国实现稳步扩张提供了机会。

  简单来说,中国国内长期稳定的经济积累、基于化解过剩产能、激活新经济增长引擎以及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叠加近30年美国精力的分散,尤其金融危机后的自顾不暇与收缩政策,让中国获得了战略缓冲时间和机会,2012年,中国开始提出了“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思想。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后,中国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阶段为“中国制造2025”)等系列举措,成为未来新的长期奋斗目标。简而言之,这是所有中国人的发展愿望,也是未来社会经济的指导思想。

  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增长,终于迎来了减速时刻。经济增长乏力,积累已久的债务、泡沫等诸多问题,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境地。

  短期出口方面,2018年现缓慢增长趋势。2018年10月15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信息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出口总额为11.86万亿,与去年同比增加6.5%,这符合世界银行在2018年6月最新一期的《全球经济展望》中的“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保持3.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有望达到4.5%”的判断。不过,世行指出,这种前景存在相当大的下行风险。主要原因有:金融市场无序波动的可能性增加,而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对这种动荡的脆弱性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上升,同时政策不确定性和地缘风险居高不下;从长期来看,全球大宗商品需求放缓预期可能会限制大宗商品价格前景,从而限制出口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虽然单从出口数据来看,经济正在恢复,但消费方面,寄予厚望的强大内需却因居民高额住房支出未能有效激活。投资方面,实业投资利润率进一步下滑,资本缺乏进入积极性。被推高的商业物业成本、叠加产能过剩、竞争白热化,将“全民创业”政策鼓励很多草根创业者排除在门外。

  2013年12月20日,国家审计署发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中国地方政府具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20.69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为2.93万亿元,可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为6.66万亿元,三项合计高达30.27万亿元。债务结构中,银行占比达50.8%,BT占到11.2%,发行债券占10.7%,信托融资占7%,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融资占1.8%。在地方政府债务的举债主体中,地方融资平台举债占负有偿还责任债务比例为38%,政府部门占比28%,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占比16%,这三类举债主体累计占比82%。巨额债务成因主要为:

  2. 任期与业绩考核引导。县级以上主政官员任期为5年,而经济指标又作为重要的行政考核指标,导致主政官员惯用短期借债工具促进发展。

  3. 部分区域以投资拉动经济为主。欠发达地区因为经济基础薄弱,资金缺乏,地方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地方投资拉动,表现为大规模投资建设工业园区,以吸引外资。【2】2018年,许多地方政府债务临近偿还期,2018年10月12日,《经济参考报》报道,多地打响化解地方债风险攻坚战 地方版化债方案正抓紧制定,并将于本月底前集中上报财政部。具体解决方式主要是:一方面,化解存量债务;另一方面,牢牢守住防范风险的底线,严控增量。包括严禁违法融资担保、以PPP或者政府采购的方式变相举债、把控好新增项目融资金融“闸门”等。【3】

  社科院中国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表示,对于具有稳定还款来源,只是有期限配比风险的内容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优化期限结构;对于部分还款来源且有一定不稳定性的债务部分,要政府发挥一定的作用,市场参加,共同做好化解工作;对于完全无还款来源的债务部分,要政府充分承担主体职能,明确责任,分步化解。在化解巨量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方面,蒋震多次提到市场参与、市场参加,假若类似操作方式被采纳,后期具体如何操作化解?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随着去杠杆政策的落实,监管加强,融资门槛增高。进入五月以来,企业债券违约事件加速爆发。据国泰君安固收团队统计,仅2018年1-5月,就有312只信用债发行失败,涉及270家公司,其中128只是在4月份以后发生,占比超过40%,而2018年,到期应偿还的公司债规模超过4300亿元。除了国内债务,今年下半年,中国企业在境内外市场共计应偿还债券2.7万亿元,再加上下半年到期的信托产品3.3万亿元,融资问题将更为突出。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债务违约风险开始凸显。金融危机以来,金融领域的理财、影子银行、表外业务、嵌套,商业银行设立投行部等非常普遍。现在监管加强,势必会造成大规模金融机构债务违约,甚至部分商业银行也不能幸免。

  当前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将会经历一段时期的L型增长状态。无论基于客观环境还是主观对经济质量的追求,执政阶层也在2018年明确表示,中国不再追求高GDP增长。经济的长期低迷,必然造成失业率上升,在保外汇的前提下,有可能增加高杠杆购房者供房压力,甚至弃房断供,形成个额债务违约。而同时,因监管不到位,信息不透明,P2P频频暴雷。循环贷、虚假标、等违规借贷问题屡见不鲜,投资小理财企业/平台、经营不规范的企业/平台的用户,或长期理财产品投资用户将面临较高的平台违约风险。

  高物业租金、高税收、高人力成本,将实业利润率进一步压缩。2018年上半年,虽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长率为6.8%。但反映国内工业生产资料价格走势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4个月同比下降。形势不容乐观。实体经济却持续低迷,央行释放的流动性又辗转进入了房市、等金融市场,虚拟空转状态,即便政府出台了引导性政策,资本对进入实体经济依然缺乏动力。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央行印钱,商业银行因为坏账担忧及对实体经济预期收益的担忧,难以将钱有效分发出去。

  一方面,随着人力成本逐渐上涨,原有的人口红利将逐渐减少。另一方面,工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越来越窄”;环保整改,取缔“小散乱污”, 逐渐淘汰落后产能;产能过剩行业的全面结构优化(地产、钢铁、水泥、电解铝、光伏、动力电池、隔膜…),在暂时缺乏足够吸纳空间的情况下,势必将造成较大规模的失业。

  2. 增加债务成本。对于国内负有以美元计价债务的企业,利率上升导致后续债务成本上升,出现借款难、借款成本高过原计划的现象,从而增加了债务负担;

  3. 通缩承压。美元回流,将导致铁矿石、国际原油、煤炭等初级原料、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下降,增大通货紧缩压力;

  4. 汇率下行风险。美元走强,人们更愿意将人民币资产换成美元资产,在外汇市场,出现抛售人民币现象,造民币实质上的贬值,从而造成汇率大幅波动。

  中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发展规划,发展并不完全如意,首先是马来西亚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在中美之间寻求博弈利益,印度也极力阻挠“一带一路”的推进。其次是“好基友”巴铁,原本中巴经济走廊要打造成“一带一路样板工程”,新一届政府上任后,2018年10月,巴基斯坦却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媒体鼓吹的“债务陷阱”论下希望重启谈判,为此,中国也加快了与缅甸的中缅经济带的谈判,一带一路涉及亚洲、欧洲、非洲共计65个国家,遇到的问题复杂多样,往往因、安全等问题而阻碍进展。一带一路将是一条需要时间沉淀的路。

  过去30年,房地产搭上了土地财政依赖、城市化(需求)的快车,价格持续上涨。叠加匹配外储、刺激经济、化解债务投放的海量货币涌入(投资)房市,使得房价出现了普遍泡沫化现象。这种泡沫化现象,主要发于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直持续至2017年,成为中国的特殊景象。

  一方面,由于房地产市场从供给端到消费端都高度绑定了金融体系,若资产价格下跌严重,必然会导致商业银行的坏账风险,影响社会稳定(主要在于晚入市的杠杆刚需人群,投资型人群影响不大)。另一方面,由于过高的房价,消耗了大量的居民财富,导致被寄予厚望的国内消费未能被有效激活,提供增长动力;同时房地产泡沫还影响实体经济。导致实体经济中的资金、计划补充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流向了房地产。此外,房地产业是发达国家税收的来源之一,而中国一次性把70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完,却又在房产税的问题上面临困难,房产税以什么样的姿态落地,牵涉的问题较多。房地产税(房地产税还是房产税目前意见不一)作为刺破房价的一大利剑之一,推出的时间依然扑朔迷离。

  房地产已从90年代的支柱,变成了今天中国经济的“癌症”,不治,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治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金融风险,如何应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忧虑。

  根据当前各类观点,国际收支、利率、通胀水平、外汇储备、财政赤字水平、经济预期等都是影响汇率水平的因素。我们的汇率面临哪些压力呢?

  2. 美元加息。2018年,美元启动加息,分别于2018年3月、6月、9月各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上修至2%-2.25%,创2008年以来最高。在当前的“国际美元”体系下,美元持续加息对各国货币都会造成影响,主要表现为美元计价债务成本增加;资本外流,导致汇率下行。

  3. 通缩承压。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以M2增速与GDP增速差额粗略计算,2017年,中国通货膨胀率为1.3(可能与实际数字有较大差距,但历年的数据可作为一个判断参考),中国通胀水平近十年出现总体持续下滑趋势。

  以CPI指标计算,从世界银行数据来看:2017年美国通胀率为2.1%,中国为1.8;统计2018年1-8月CPI平均值显示,美国通胀率为2.5,中国通胀率为2.0%。以温和通胀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这里解释一下,由于通胀本身带来的是收入和物价的同步上涨,不考虑传导效率,本质上通胀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主流观点认为,温和通货膨胀会导致价格缓慢上涨,产生价格信号作用,激励市场供给方更愿意提供产品/服务,增加就业机会…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美国的温和通胀水平略高于中国。但目前来看,美国趋于稳健的总体趋势,不会允许高通胀的发生,高通胀为美联储加息提供支持,可能会反向影响人民币汇率下行。

  4. 财政赤字规模大。中国2018年财政赤字率为2.6% ,六年来首降,但依然接近国际警戒线%。若计入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总体财政赤字数据应该高于公布的2.6%。这对汇率形成下行压力,但目前来看,减税释放经济活力应该会成为一项长期政策。预期的作用有多大,尚需观察。

  5. 短期经济预期不乐观。单纯从经济预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下滑趋势,但全球各大经济体也面临同样问题,整体来看,出于对中国债务危机、房地产泡沫的担忧,与美国对比,短期内中国经济预期不被国际看好。这形成当前汇率下行的一大压力。

  上述五个影响汇率的因素中,可能引起汇率下行的因素有四个,另一个影响因素不明显,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存在较大挑战。

  普遍观点认为,房市(资产价格/债务风险)和汇率(人民币价值)只能保一个,而两者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让人们对于未来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基于理论与重要性来说,更多选择保住汇率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综合目前数据显示,中国家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尤其短期内,将面临较大的压力,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按国际公认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2017年,中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比重17.33%。65岁以上人口达1.583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1.4%。已进公认的老龄化社会。联合国人口司预计,到202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会突破3亿人,占比超过21%,成为超(深度)老年型国家。到2035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超美国,逼近日本33.7%的全球最高预测值。

  但我们与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完成资本积累”的老龄化不同,我们的老龄化具有明显“未富先老”特征也。首先是农业老龄人口由于没有参加社会保障体系,导致自身养老积累不足。其次是绝大部分老龄化人口是第一批农业人口城市化的人群,即便出现老年人再就业的现象,他们也会因不具备再就业的技术能力而失去机会。最后是当前“公与私之间”不科学、不完善的社保体制,不公平的社会保障支出体系,如不改革,难以维持未来的健康运行。这将加大公社会稳定压力,以及公共社会保障支出的压力。

  二孩政策实施以来(2011年开放双独二孩,2016年全面二孩),人口出生数量出现持续小幅增长。

  从出生人口总体下降。2016年,出生人口数为1786万,2017年却只有1723万人,下降63万;2018年上半年各地卫计委/统计局信息显示,与2017年同期相比,人口均出现了一定的下降。具体为江苏省下降12.8%、山东烟台下降16.2%、山东德州下降21.9%、山东潍坊下降21.0%、浙江金华下降17.93%、福建南平下降17.23%、陕西大荔县下降21.7%。因此,2016年极有可能将成为2000年以来,中国生育人口的峰值年。

  从出生结构中二孩占比高。2016年,二孩占比超过45%,2017年,二孩占比高达51.2%,这意味着,2017年,一孩人数仅为840.8万。

  所以,在不出现有效推动措施的前提下(如北欧等发达国家就有非常极端的鼓励生育政策),即使按照1.8的总和生育率推算,中国人口也将在2030年开始负增长。人口负增长,意味着国家总体社会保障支出的进一步增加,工作群体的收入也会被稀释,他们的社会保障支出将大幅增加,从而导致生活质量下降。

  除了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各自的影响外。二者共同的,最大的影响就是经济活力的降低,社会总需求减少,导致总供给减少,从实质上影响经济发展,从未来预期导致国际上对经济增长的信心不足,社会总抚养支出的增加,将拖累整体经济发展。除了鼓励生育外,唯有提升经济质量,增强经济竞争力,才可能在未来以较少的工作人数供养较多的老年人口。

  在实体经济收益率下降以及产能过剩等的多重困境下,投资活力大幅降低。经济的下行,意味着失业人口的增加,就业人口收入的减少,以及个人投资偏好的保守化。失业以及收入的下降,使得消费降级将成为社会大趋势,甚至我认为今天开始火热起来的“拼多多”、“名创优品”、“网易严选”等就非常类似日本90年代出现的“优衣库”、“无印良品”等,高溢价品牌将不再受大众消费者喜爱。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稳定GDP增长,以“四万亿”为代表的,持续多年的经济刺激政策(根据下图可知,2008年至2017年的10年间,中国新增广义货币投放量为120.06万亿元,平均每年新增12.006万亿元),释放了天量货币。

  2018年10月,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80.17万亿元,同比增长8.3%。

  过度宽松的M2政策带来的“全民杠杆”风潮,资金“避实就虚”进入更有增长空间的房地产市场(出现工厂经营一年不如老婆炒套房的笑话),进行投机性资产投资。地方政府也加大投资力度,促进GDP增长,个人也纷纷加杠杆“抗通胀”进入房市。然而随着2014年货币投放的小幅收紧,经济又出现了下行, 2015年货币投放加速,海量的资金再次进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新的一波房价上涨。进入2018年,资金进入房地产的市场被封死,实体经济萎靡,出现了资金不知往何处的“迷茫”状况。过去的一路狂飙,造成企业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个人债务的超级膨胀。

  一旦人民币出现汇率下滑,首先会导致国内资产(尤其杠杆资产、泡沫资产)价格下跌,自然会降低经济活力。增大资本外流冲动,致使失业率增加。经济下行的受害者,也是经济上行期未做好风险管控的受益者。可能面临个人资产价格下跌、个人信用的破产的风险。人们可能对经济产生敬畏之心,更理性的看待自己的投资行为。这时候会发现好好工作,手握现金的人才是社会的“赢家”。

  与此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债务的集中临近偿还期,目前解决办法也是所谓“市场化”方式,这表明,很多债务会通过包装回转移新财富阶层的手里。如果新财富阶层或因聪明,或因容量不够,那就通过货币化方式化解,让全民承担,但这也有限度。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基金、信托等金融中间机构)化解债务的方式,个人来看,也应该是类似方式。而个人债务破产,只要保住基本民生类(如刚需)需求稳定,投资类资产泡沫刺破并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无论如何,这些巨量的债务问题,不可能凭空消失,理性的方式是经过长达数十年的缓慢稀释。

  产能过剩是一个历史性话题,金融危机之初,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表现为外向型的产能过剩,这集中体现在了(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高端产能),而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煤炭、钢铁、机械、有色、船舶、动力电池等诸多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我认为,这些初级产品、中间产品、企业级产品的产能过剩主要源于终端消费需求的减少(二孩政策后,对高价的车、房的消费更趋于保守,是否也是一个需求减少的原因,可以进一探讨)。这也促使中国朝着更加高质量的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意味着失业率的增加。

  十分明显,在中国进入全球GDP第二大的背景下,美国主要采取收缩战略,回归亚太,将国际事务精力集中于应对中国的崛起,远期看,正面冲突已难以避免,这将导致中国的经济、金融、安全面临挑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将面对更多的诸如“贸易保护主义”、“意识形态”、“区域争端”等问题,阻碍“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发展等诸多难题,对中国经济的外向发展带来挑战。

  中国虽然面临着各种短期的困境,但在诸多领域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诸多改革举措的实施,各领域的逐渐发展下,中国依然具备很好的发展潜力。

  美元霸权备受诟病。日本曾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币国际化符合现实需要,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也已成熟。

  然而,人民币若想挑战美元霸权,就需要构建更健康的,起码是优于目前美元模式的全球储备货币规则。但人民币的国际化的稳定方式目前还不明确(传言中的石油人民币、还是碳排放人民币等有待观察)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于2015年12月25日成立亚投行,为人民币对外投资做准备;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新的SDR五种构成货币中唯一的新兴经济体货币;2018年3月26日,人民币原油期货合约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下属的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交易。可见,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可谓步伐稳健。

  依托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将在未来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足以让世界任何经济体、资本都垂涎欲滴。首先,2008年以来,中国进口增速呈趋势向好,之前的“制造大国”也渐渐成了“消费大国”,足见国内市场对品质商品的需求依然强劲(从另一面讲,中国企业在高质量产品上还有很强的“替代进口”的增长空间)。其次,中国的内需释放不够充分,内需市场具备长期的巨大增长空间。

  国家信息中心2018年5月6日发布的《“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显示,2017年,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7742.6亿美元,同比增长8.5%,占中国总出口额的34.1%;自“一带一路”国家进口6660.5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占中国总进口额的39.0%,近五年来进口额增速首次超过出口。虽然一带一路遇到了不少短期困难,但数据显示,总体发展稳定,可持续的贸易关系已经建立,为后续深度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以往,先进制造业一直被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长期垄断。在先进制造业领域,我们具备重大转型机遇,以及竞争与自主研发技术挑战。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阶段为“中国制造2025”)等系列政策措施推行以来,中国在高端装备及零部件领域、芯片、液晶面板、机器人、无人机、高端原材料、汽车等领域的创新发展突飞猛进。

  在重大科技创新领域,虽然目前我们没有达到美国的的全球领先地位,但具备重大技术的自主民用飞机、北斗导航、FAST望远镜、航母、高铁、量子计算机等领域取得较好成果,使得中国在关键领域有了自主权。自主创新的航空发动机、芯片、光刻机、高端数控机床、重大航天技术等诸多领域也在加速研发推进中。

  中国的创新意识加强,企业在创新领域取得了瞩目成果。从知识产权数量上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中国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都保持10%以上的涨幅。2017年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为8882项,同比增长13%,紧随美国其后,位居世界第二。WIPO预计,中国专利数有望在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实际应用方面,移动支付、电子商务、智能手机等多领域处于全球领先阵营。

  基础技术科研能力缺乏的一大原因是核心人才的缺乏。高等教育作为发展的基础,也备受重视。过去,因为人口众多、经济实力、体制等诸多原因,导致中国高校教育、科研水平一直不理想(主要表现在经费、设备、教学条件的不足)。随着经济基础的完善,海外优秀人才的引进,教育改革的推进,将对中国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加上民间捐助的增多,南科大、西湖高等研究院等高定位大学得以加速发展。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正式确认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共计137所,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下一个阶段发展奠定了基础。QS世界大学官网公布了最新的2019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中国已有清华、北大、复旦、、浙大、中科大6所大学上榜,未来发展趋势值得期待。当然教育改革最大的因素是深层的因素,已经过朱清时校长“南科大”的验证,我想大家心里都清楚。

  三十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对周边冲突的克制,对美国的“绥靖”政策,使得中国周边环境相对安全、稳定,未发生战争类的风险;国内来看,得益于中国投入的庞大警力,中国的治安环境在世界范围内已处于领先地位。这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可靠地保障。军队改革的推进,也在默默为军事积蓄力量。

  除继续开放,吸引外资,或到美国交易所上市融资外。中国资本也开始积极布局海外,一带一路带动了国有资本在国际领域的流动,民营企业中的主要代表如新希望、福耀、万达、华为、阿里巴巴、联想、腾讯、小米等诸多企业都在积极发展海外市场,这为中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全球化公司数量和质量上都还有很大差距,可以预见,中国的全球化公司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力度。首先,从商业角度看,中国持续开放的政策,增强了投资者信心,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其次,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认可度、友好程度逐渐增加,截至2018年1月,对中国免签的国家/地区增加至68个,其中按协议互免签证的有11个,单方面免签证的有15个,单方面落地签证的42个。再次是出入境旅游人数规模庞大,2017年,中国从出境游人数达1.3亿人次;入境游人数达1.39亿人次。可以预见,这种交流趋势还将继续扩大。

  总体而言,虽然中国经济经过长时间的高速发展,自身存在着诸多问题到了集中爆发的阶段,形势堪忧,但长远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光明。除上述“六”中的原因外,我的理由是:

  首先,“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成为新时代的长远发展目标,成为一面积极的旗帜。一方面主政阶层的工作状态正面积极;另一方面,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一,中国人骨子里有迈向世界第一自然思维惯性,这无疑是鼓励我们的强大动力。

  其次,越是艰难的时候,触动利益阶层的改革更容易推进、既得利益阶层被动释放利益,可以使社会分配更趋于公平,可以更进一步推动更多根本性改革,使社会资源分配更合理。

  再次,我们有稳定的工业基础、内需基础,而我们的政策、制度存在诸多操作空间,必要时释放这些动力,从、过度虚拟经济回归实体经济,进一步完善各领域的法律法规,落实监管,无论从实业还是到金融业,都将会带来新的一轮发展。

  此外,当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周期后,人们会更加理性,懂得敬畏之心,更加认同踏实劳动的重要性,而非各类从集体政策到个人行为的捷径、投机。人们对于幸福感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除了物质,更注重内心的丰富。

  [1]李刚. “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影响及中国的对策”[J]. 世界经济研究, 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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